生活資訊
星期二, 七月 11, 2006
惊人内幕: 美昂贵新药多是仿制品
在美国，买不起药是普遍现象。制药业对此却振振有词：研发费用昂贵，药价不高将亏本。
事实果真如此吗？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者玛西娅·安吉尔博士的新书《制药业的真相》可能让你大吃一惊。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，制药业根本没有把巨资投在研制新药上，高药价“物有所值”不可信。
一粒药卖上百美元
记者对美国的高药价深有感触，尤其是处方药金贵，价钱以粒算，每粒高达几十甚至上百美元，而且价格还在不断攀升。据报道，美国消费者现在每年在处方药上的支出高达 2000亿美元，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12%的速度增长。例如，先灵葆雅公司最畅销的抗过敏药物Claritin，在药物专利过期之前，5年内提价13 次，价格累计增长超过50%，是一般通货膨胀率的4倍。现在，药物支出已经成了美国整个医疗保健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。
玛西娅说：“高药价已成为困扰民众的一个重要问题。由于经济持续不景气，医疗保险不断缩水，雇主越来越多地要求员工自己负担某些费用，许多公司都降低了它们在健康福利方面的支出。在美国，很多人买不起药，不得不节衣缩食，或者擅自降低服药剂量。一些人手持处方离开医生的办公室后，并没有去花钱把那些昂贵的药买回来，导致这些病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。而医生可能误认为开出的药没有起作用，又开一些其他药物。”
玛西娅称，老年人是高药价的最大受害者。2001年，将近1/4的美国老年人由于费用问题减少了服用剂量，或者是没有按照处方购买药物。而得不到额外保险的人下场更惨：按照每一种药物一年的平均费用1500美元计算，一个没有额外保险的人，如果他需要服用6种不同处方药的话，一年需要支付9000美元，没有多少老年人能够支付得起这笔费用。
美国最赚钱的行业
玛西娅曾任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的主编，现为哈佛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系高级讲师。
玛西娅向记者介绍说，制药业在美国绝对是最赚钱的行业，利润一直高于其他任何行业。2002年，财富500强中的10大制药公司的利润总和超过其他的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，达到2170亿美元，利润率为17%，而其他企业的中等盈利水平只有3.1%。
据爱美仕市场调研咨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，2002年，全球处方药的销售额大约是4000亿美元，其中约有一半来自美国。制药业的巨额利润也可从制药业老板们的收入中窥见一斑。根据一个非营利团体“美国家庭”的报告，2001年，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前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查尔斯·海姆保德赚了7400多万美元，这还不包括他价值7600多万美元的股票期权。
医药公司宣称，他们每为市场提供一种新药的平均花费是8.2亿美元，抑制药价就会中断研发、扼杀创新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玛西娅向记者透露，“不管医药公司投资在研发上的钱是多少，只要他们的营销费用和剩余利润高于研发费用，就不能说高昂的药价是为了用于新药的研发。”
数据显示，制药业花在研发上的钱只是销售额的14%，而花在市场营销和管理上的钱则高达31%。有一家公司在报告中说，其营销管理总费用的85%是用在市场营销上。
旧药换装变“新药”
玛西娅透露，她的书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，有大量的事实根据。她说，“在调查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，但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：全球的制药企业都半斤八两，他们并没有生产出重要的新药，而是将市场上已有的药物稍作改变而已，这种药被称为模仿性新药。”究其本质，就是在重新炮制旧药，搞到新专利和专有权，依靠市场营销力量来说服医生和病人，让他们相信所谓的医学奇迹。
她说，现在市场上的模仿性新药在剂量相近的情况下，几乎没什么理由可以认为这种药就比那种药好。例如，1998年到2003年的6年间，共有487种新药进入市场，但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(FDA) 的分类，其中78%的药物可能并不比市场上已有的药物疗效更好。此外，其中的68%甚至并不包含有新的化学成分。
2003年夏天，FDA批准了一种降胆固醇的新药---阿斯利康的Crestor。这是一种真正的创新药物，是根据全球多所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研究结果研制的，潜在市场很大。不过，其他制药公司很快就有了它们自己的降胆固醇“新药”，如默克公司制造的Zocor、辉瑞的Lipitor，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 Pravachol、诺华的Lescol等等。
在畅销药专利期满的时候制造出“新药”，是很多制药公司的一贯做法。2001年，英国阿斯利康公司上市了治疗胃溃疡的新药Nexium，原因是该公司治疗胃溃疡的畅销药Prilosec专利即将到期。其实，两者基本上是一回事。正如凯泽医疗公司的副执行董事莎伦·莱文博士所言：“如果我是一个制造商，当专利快要到期的时候，我能通过仅仅改变配方中的一个分子，就再获得20年的专利权，然后说服医生开这个新药。既然这样行得通，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，冒那么大风险去研制一种新的药物呢？”
制药公司也玩政治
玛西娅说：“包括美国辉瑞、默克、强生、英国葛兰素史克、瑞士诺华在内的全球10大制药公司在经营方面十分相似，他们极力把药品卖到美国，因为只有在美国才能卖得出大价钱。”
美国对药物的创新和研发没有管制，这使制药公司可以自由地决定应当开发何种药物，并自由地定价，该行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政府以专利的形式赋予的垄断权，还有FDA批准的市场垄断权。
令人担心的是，制药业正利用它的财富和权力去影响任何一个可能阻碍它的机构，包括美国议会、FDA、学术医学中心以及医生。他们将更多的钱投入到公关宣传、钻法律的空子以延长专利权、游说政府来阻止对价格的管制等等方面。据透露，制药公司在华盛顿有最大的游说团，它们对政治竞选慷慨解囊。立法者从制药业那里受惠良多，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十分困难。
玛西娅还告诉记者，她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工作了20年，亲眼目睹了该行业对医药研究的影响。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旨在研究疾病的原因与治疗方法，同时也不断地得到一些制药公司的赞助，这些公司的目的是要使用不正当手段使其药物看起来表现不俗。
据称，制药业的营销努力大部分是针对医生的，毕竟医生掌握着开处方的权力。记者的一些朋友透露，很多药店与医生确实存在暗中交易，他们从高药价中进行利润分成。
玛西娅：揭开全球药价黑幕
1997年，玛西娅被《时代》杂志提名为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25人之一。她喜欢古典音乐，也喜欢驾车旅行，每年都要驾车旅行好几次。她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在当医生，另一个在做律师。
在卫生政策与医学伦理方面，玛西娅是美国国内公认的权威，同时也直言倡议医药体制改革。她在书中提到了对研发新药品的几项改革，其中颇受关注的就是：建议 FDA要求制药公司在治疗同一病症时用新药与旧药作对比，而不是拿新药与安慰剂作对比。她认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发现新药是否有进步。
玛西娅说：“是现行制度助长了制药公司不断地模仿旧药，而不是努力找到真正的新药。”例如，公司会要求研究人员将他们的新药与一种安慰剂进行比较，而不是跟旧药进行比较。这使新药的药效可能看起来很好，但事实上可能还不如旧药。另外，如果研究结论对该企业的药物不利的话，企业就不允许研究人员发表其研究成果。看到制药业的影响不断增大，玛西娅感到越来越不安，因为很多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可能存在严重错误，这些研究使医生相信新药通常更为有效和安全。
玛西娅相信，制药业欺骗了民众，真正的改革取决于民众觉醒和坚定的决心。可喜的是，现在民众对不断飞涨的价格越来越不满，他们开始大声抱怨价格令人无法忍受。玛西娅说：“尽管制药业利润仍然十分巨大，但事实上，利润已经开始下降，一些大型公司的股价开始下跌。”另外，玛西娅还提出，制药业的改革还必须扩展到行业之外那些与其合作的组织和机构中，包括FDA、医生和研究机构，这种彻底的改革需要政府采取行动，而这又需要强大的公众压力，这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。 歡迎留言: |
事实果真如此吗？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者玛西娅·安吉尔博士的新书《制药业的真相》可能让你大吃一惊。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，制药业根本没有把巨资投在研制新药上，高药价“物有所值”不可信。
一粒药卖上百美元
记者对美国的高药价深有感触，尤其是处方药金贵，价钱以粒算，每粒高达几十甚至上百美元，而且价格还在不断攀升。据报道，美国消费者现在每年在处方药上的支出高达 2000亿美元，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12%的速度增长。例如，先灵葆雅公司最畅销的抗过敏药物Claritin，在药物专利过期之前，5年内提价13 次，价格累计增长超过50%，是一般通货膨胀率的4倍。现在，药物支出已经成了美国整个医疗保健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。
玛西娅说：“高药价已成为困扰民众的一个重要问题。由于经济持续不景气，医疗保险不断缩水，雇主越来越多地要求员工自己负担某些费用，许多公司都降低了它们在健康福利方面的支出。在美国，很多人买不起药，不得不节衣缩食，或者擅自降低服药剂量。一些人手持处方离开医生的办公室后，并没有去花钱把那些昂贵的药买回来，导致这些病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。而医生可能误认为开出的药没有起作用，又开一些其他药物。”
玛西娅称，老年人是高药价的最大受害者。2001年，将近1/4的美国老年人由于费用问题减少了服用剂量，或者是没有按照处方购买药物。而得不到额外保险的人下场更惨：按照每一种药物一年的平均费用1500美元计算，一个没有额外保险的人，如果他需要服用6种不同处方药的话，一年需要支付9000美元，没有多少老年人能够支付得起这笔费用。
美国最赚钱的行业
玛西娅曾任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的主编，现为哈佛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系高级讲师。
玛西娅向记者介绍说，制药业在美国绝对是最赚钱的行业，利润一直高于其他任何行业。2002年，财富500强中的10大制药公司的利润总和超过其他的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，达到2170亿美元，利润率为17%，而其他企业的中等盈利水平只有3.1%。
据爱美仕市场调研咨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，2002年，全球处方药的销售额大约是4000亿美元，其中约有一半来自美国。制药业的巨额利润也可从制药业老板们的收入中窥见一斑。根据一个非营利团体“美国家庭”的报告，2001年，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前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查尔斯·海姆保德赚了7400多万美元，这还不包括他价值7600多万美元的股票期权。
医药公司宣称，他们每为市场提供一种新药的平均花费是8.2亿美元，抑制药价就会中断研发、扼杀创新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玛西娅向记者透露，“不管医药公司投资在研发上的钱是多少，只要他们的营销费用和剩余利润高于研发费用，就不能说高昂的药价是为了用于新药的研发。”
数据显示，制药业花在研发上的钱只是销售额的14%，而花在市场营销和管理上的钱则高达31%。有一家公司在报告中说，其营销管理总费用的85%是用在市场营销上。
旧药换装变“新药”
玛西娅透露，她的书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，有大量的事实根据。她说，“在调查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，但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：全球的制药企业都半斤八两，他们并没有生产出重要的新药，而是将市场上已有的药物稍作改变而已，这种药被称为模仿性新药。”究其本质，就是在重新炮制旧药，搞到新专利和专有权，依靠市场营销力量来说服医生和病人，让他们相信所谓的医学奇迹。
她说，现在市场上的模仿性新药在剂量相近的情况下，几乎没什么理由可以认为这种药就比那种药好。例如，1998年到2003年的6年间，共有487种新药进入市场，但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(FDA) 的分类，其中78%的药物可能并不比市场上已有的药物疗效更好。此外，其中的68%甚至并不包含有新的化学成分。
2003年夏天，FDA批准了一种降胆固醇的新药---阿斯利康的Crestor。这是一种真正的创新药物，是根据全球多所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研究结果研制的，潜在市场很大。不过，其他制药公司很快就有了它们自己的降胆固醇“新药”，如默克公司制造的Zocor、辉瑞的Lipitor，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 Pravachol、诺华的Lescol等等。
在畅销药专利期满的时候制造出“新药”，是很多制药公司的一贯做法。2001年，英国阿斯利康公司上市了治疗胃溃疡的新药Nexium，原因是该公司治疗胃溃疡的畅销药Prilosec专利即将到期。其实，两者基本上是一回事。正如凯泽医疗公司的副执行董事莎伦·莱文博士所言：“如果我是一个制造商，当专利快要到期的时候，我能通过仅仅改变配方中的一个分子，就再获得20年的专利权，然后说服医生开这个新药。既然这样行得通，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，冒那么大风险去研制一种新的药物呢？”
制药公司也玩政治
玛西娅说：“包括美国辉瑞、默克、强生、英国葛兰素史克、瑞士诺华在内的全球10大制药公司在经营方面十分相似，他们极力把药品卖到美国，因为只有在美国才能卖得出大价钱。”
美国对药物的创新和研发没有管制，这使制药公司可以自由地决定应当开发何种药物，并自由地定价，该行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政府以专利的形式赋予的垄断权，还有FDA批准的市场垄断权。
令人担心的是，制药业正利用它的财富和权力去影响任何一个可能阻碍它的机构，包括美国议会、FDA、学术医学中心以及医生。他们将更多的钱投入到公关宣传、钻法律的空子以延长专利权、游说政府来阻止对价格的管制等等方面。据透露，制药公司在华盛顿有最大的游说团，它们对政治竞选慷慨解囊。立法者从制药业那里受惠良多，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十分困难。
玛西娅还告诉记者，她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工作了20年，亲眼目睹了该行业对医药研究的影响。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旨在研究疾病的原因与治疗方法，同时也不断地得到一些制药公司的赞助，这些公司的目的是要使用不正当手段使其药物看起来表现不俗。
据称，制药业的营销努力大部分是针对医生的，毕竟医生掌握着开处方的权力。记者的一些朋友透露，很多药店与医生确实存在暗中交易，他们从高药价中进行利润分成。
玛西娅：揭开全球药价黑幕
1997年，玛西娅被《时代》杂志提名为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25人之一。她喜欢古典音乐，也喜欢驾车旅行，每年都要驾车旅行好几次。她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在当医生，另一个在做律师。
在卫生政策与医学伦理方面，玛西娅是美国国内公认的权威，同时也直言倡议医药体制改革。她在书中提到了对研发新药品的几项改革，其中颇受关注的就是：建议 FDA要求制药公司在治疗同一病症时用新药与旧药作对比，而不是拿新药与安慰剂作对比。她认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发现新药是否有进步。
玛西娅说：“是现行制度助长了制药公司不断地模仿旧药，而不是努力找到真正的新药。”例如，公司会要求研究人员将他们的新药与一种安慰剂进行比较，而不是跟旧药进行比较。这使新药的药效可能看起来很好，但事实上可能还不如旧药。另外，如果研究结论对该企业的药物不利的话，企业就不允许研究人员发表其研究成果。看到制药业的影响不断增大，玛西娅感到越来越不安，因为很多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可能存在严重错误，这些研究使医生相信新药通常更为有效和安全。
玛西娅相信，制药业欺骗了民众，真正的改革取决于民众觉醒和坚定的决心。可喜的是，现在民众对不断飞涨的价格越来越不满，他们开始大声抱怨价格令人无法忍受。玛西娅说：“尽管制药业利润仍然十分巨大，但事实上，利润已经开始下降，一些大型公司的股价开始下跌。”另外，玛西娅还提出，制药业的改革还必须扩展到行业之外那些与其合作的组织和机构中，包括FDA、医生和研究机构，这种彻底的改革需要政府采取行动，而这又需要强大的公众压力，这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。 歡迎留言: |
星期一, 七月 10, 2006
科学家证明钱多未必幸福
“有钱人生活太忙压力太大，低收入者更懂得自得其乐”
调查发现
每天心情不随财富变化
在宣布自己的研究结果之前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·卡尼曼和艾伦·克鲁格等人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研究。
在2004年，他们曾向909名美国工作女性发出问卷，请她们记录自己前一天的日常活动和对这些活动的感受。在被调查的女性中，有些人的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，而有些人的年收入则超过10万美元。
他们还对调查结果进行了预测，认为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“高收入女性”相比，那些年收入少于2万美元的“低收入女性”的“坏心情”时间会比前者多32%，因为每年挣2万美元在美国实在算是“穷人阶层”。
但调查结果出乎他们的预料，那些年收入少于2万美元的“低收入女性”的“坏心情”时间只比“高收入女性”多12%，也就是说，人们的收入同幸福感的关系可能被夸大了。
2005年，他们又对另一组工作女性进行了调查。在这次调查中，被调查者不仅要记录她们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，还要回答自己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里的心情指数。结果发现，高收入一族虽然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较高，但她们在每一天里的心情指数并不是随财富而明显变化。
对此艾伦·克鲁格解释说，“当人们有高收入时，他们认为自己应当是满足的，这也反映在他们的答卷中。但实际上，收入对于人们每一天里时时刻刻的快乐程度关系不大。”
他们还引用另一组数据佐证自己的发现，从1958年到1987年，日本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(GDP)增长了5倍，但日本人自我评价的幸福感则几乎没有增加。也就是说，当一国民众的富裕程度达到人均GDP1.2万美元时，金钱几乎不再带来幸福了。
究其原因
高收入者被琐事所累
这似乎有悖于常理，但卡尼曼和克鲁格等人认为，快乐随财富消失的奥秘在于，有钱人的生活变得更繁忙，反而没有时间去享受简单的快乐。
他们又借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组数据，这组数据调查了不同收入等级的人群是怎样消费他们的时间的。结果卡尼曼等人发现，高收入者的生活里充满着琐碎事务，他们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、出差、照看孩子和购物，而且比低收入者更感到紧张和压力。
统计还发现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男性一年只有19.9%的时间花在“被动式”娱乐活动中，如看电视和社交，而年收入不到2万美元的美国男性一年则有超过34%的时间花在“休闲”上。
虽然人们的收入和幸福指数各不相同，赚钱的热情都丝毫没减，但也许正是这一点，才导致富人总觉得自己太累，而穷人反而会活得“很开心”。原因是，成功人士往往追求更高的成功目标，这就意味着放弃那些触手可及的生活快乐，而这些小快乐往往是穷人们自得其乐的源泉。
克鲁格说，“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穷人的生活其实没那么糟糕，是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到比尔·盖茨无法享受到的快乐，考虑到后者在微软的工作安排。”
最终结论
“攀比更能感到幸福”
卡尼曼等人在研究中总结了幸福感缺失的三大原因：
第一，人们在攀比中更能得到满足和幸福，而不是个人财富的绝对增加。卡尼曼等人指出，一个社会的共同富裕并不会使其中的个体感到更满足，相反，当人们在与同阶层者进行比较后发现自己更富裕时，才会产生更明显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
第二，物质消费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，人们的消费需求随着消费能力而增长。简单地说，物质消费只能满足人们一时的需求，基本不产生长期效应。而随着财富的增长，人们的欲望和需求也在增长。
第三，生活方式。越有钱就越幸福也许只是一个假想，财富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工作节奏加快和压力的增大，结果是，有钱的人在越来越有钱的同时，也越来越忙碌，并面对更多的紧张和压力。(新闻晨报) 歡迎留言: |
标题索引：调查发现
每天心情不随财富变化
在宣布自己的研究结果之前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·卡尼曼和艾伦·克鲁格等人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研究。
在2004年，他们曾向909名美国工作女性发出问卷，请她们记录自己前一天的日常活动和对这些活动的感受。在被调查的女性中，有些人的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，而有些人的年收入则超过10万美元。
他们还对调查结果进行了预测，认为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“高收入女性”相比，那些年收入少于2万美元的“低收入女性”的“坏心情”时间会比前者多32%，因为每年挣2万美元在美国实在算是“穷人阶层”。
但调查结果出乎他们的预料，那些年收入少于2万美元的“低收入女性”的“坏心情”时间只比“高收入女性”多12%，也就是说，人们的收入同幸福感的关系可能被夸大了。
2005年，他们又对另一组工作女性进行了调查。在这次调查中，被调查者不仅要记录她们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，还要回答自己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里的心情指数。结果发现，高收入一族虽然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较高，但她们在每一天里的心情指数并不是随财富而明显变化。
对此艾伦·克鲁格解释说，“当人们有高收入时，他们认为自己应当是满足的，这也反映在他们的答卷中。但实际上，收入对于人们每一天里时时刻刻的快乐程度关系不大。”
他们还引用另一组数据佐证自己的发现，从1958年到1987年，日本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(GDP)增长了5倍，但日本人自我评价的幸福感则几乎没有增加。也就是说，当一国民众的富裕程度达到人均GDP1.2万美元时，金钱几乎不再带来幸福了。
究其原因
高收入者被琐事所累
这似乎有悖于常理，但卡尼曼和克鲁格等人认为，快乐随财富消失的奥秘在于，有钱人的生活变得更繁忙，反而没有时间去享受简单的快乐。
他们又借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组数据，这组数据调查了不同收入等级的人群是怎样消费他们的时间的。结果卡尼曼等人发现，高收入者的生活里充满着琐碎事务，他们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、出差、照看孩子和购物，而且比低收入者更感到紧张和压力。
统计还发现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男性一年只有19.9%的时间花在“被动式”娱乐活动中，如看电视和社交，而年收入不到2万美元的美国男性一年则有超过34%的时间花在“休闲”上。
虽然人们的收入和幸福指数各不相同，赚钱的热情都丝毫没减，但也许正是这一点，才导致富人总觉得自己太累，而穷人反而会活得“很开心”。原因是，成功人士往往追求更高的成功目标，这就意味着放弃那些触手可及的生活快乐，而这些小快乐往往是穷人们自得其乐的源泉。
克鲁格说，“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穷人的生活其实没那么糟糕，是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到比尔·盖茨无法享受到的快乐，考虑到后者在微软的工作安排。”
最终结论
“攀比更能感到幸福”
卡尼曼等人在研究中总结了幸福感缺失的三大原因：
第一，人们在攀比中更能得到满足和幸福，而不是个人财富的绝对增加。卡尼曼等人指出，一个社会的共同富裕并不会使其中的个体感到更满足，相反，当人们在与同阶层者进行比较后发现自己更富裕时，才会产生更明显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
第二，物质消费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，人们的消费需求随着消费能力而增长。简单地说，物质消费只能满足人们一时的需求，基本不产生长期效应。而随着财富的增长，人们的欲望和需求也在增长。
第三，生活方式。越有钱就越幸福也许只是一个假想，财富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工作节奏加快和压力的增大，结果是，有钱的人在越来越有钱的同时，也越来越忙碌，并面对更多的紧张和压力。(新闻晨报) 歡迎留言: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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